记得在80年代中期，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正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龙泉明先生就曾倡导过中国现代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那时他约了一批人，写了一批文章，编了一本书。我当时与查子安先生合写了一篇关于梁启超与鲁迅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比较文章。当然，在此前，像这样的比较研究文章也是有的，但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龙泉明先生的倡导颇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对于中外文学的比较，国际上有比较文学学会，是国际上承认的一种研究领域。有理论，有方法，有实践，有交流。但同一研究领域不同作家和作品的比较研究却没有这样的国际性的组织，也没有这样国际性的影响，不被承认为一种固定的研究方法。但我想，两种比较研究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外的比较研究，解决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的问题，解决的是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不论是法国的影响研究学派，美国的平行研究学派，前苏联的历史的比较研究学派，还是跨学科研究，起到的都是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交融在一起的作用。用我的观念来说，都是构筑统一的“总体文学”的方式。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对我们是非常必要的，它反映着中国文学国际化的要求。但仅仅有这样的研究，也有派生的其它一些问题。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发展水平还是极其有限的，从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就是接受多而输出少。中外比较文学搞来搞去，就主要搞成了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原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认真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种现象，对发展中国文学还是有推动作用的。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我们现当代的文学研究，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职业。在开始，大家都是有一种明确的意识的，即不论研究什么，无非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到它成了一个固定的研究部门，来搞这种研究的人多了，一种研究方式就直接被研究者接受过来了。到底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学科，这个研究领域的很多人未必意识到了，一种研究方式也就仅仅成了一种操作方式。在这时，文学的标准就在无形中外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更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产生与发展的。这种影响是接受，是以承认外国文学的标准为前提的，外国文学的标准就强化起来，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是纳入到外国文学的标准下被感受、被理解的。这就无形中压抑了原本脆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的研究者重视外国文学，我们也重视外国文学，我们中国文学的处境就悲惨起来了。这就像一种商品，外国人喜欢外国的，中国人也喜欢外国的，中国的商品就没有人买了。这里当然也有实际质量的问题，但也有在一种文化观念之下的文学盲视的问题。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就是这种文化观念产生的一个基地，一个渊薮。别的烟囱里不冒烟，只有这个烟囱里冒烟，人们吸的都是这个烟囱里冒出来的烟，久而久之，人们就闻惯这种烟了，有了别的烟，反而闻不习惯了，闻得习惯，也说不出口来了。大家都这样想，这样说，有点不同的感受也似乎不必说、不愿说了，说着反而感到别扭了。我曾经想，假若有人问，对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人，我说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斯特劳斯的解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或者说林毓生、李欧梵、夏志清、司马长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要对我不怀恶意的人，大概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我自己说着也很舒服。但我细想过这个问题之后，认为还是李何林先生普及鲁迅作品的主张、陈涌先生鲁迅小说研究的宏观性、樊骏先生提出的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命题、王得后先生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视，对我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更是根本的。可以说，它们是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四大支柱。当然，我们这些人与那些大师级的人物可能有所不同。但到底是大师级的人物少，而我们这些没有“级”的人物多。把外来影响看大了，把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作用就看小了；把外国文学的影响看光荣了，把我们的文学对我们的影响就看耻辱了。时至今日，我们人人抱着一个外国的祖师爷，中国文学就被我们抱丢了。抱着的是越抱越热，丢了的是越丢越冷，到在鲁迅身上也感觉不到暖和气了，成了“僵尸”。外国文学就无限大了起来，中国文学就无限小了起来。我们搞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原本是为了发展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学的，现在反而成了我们自己文学的掘墓人。走向自己的反面了。
大凡一个民族对外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接受，都是以本民族的文化或文学为主体的。尽管我们吃的是窝窝头，外国人吃的是面包。但在我们没有造出面包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把窝窝头全部扔掉。扔掉了，我们好多人就没有吃的了，就要饿肚子了，有的人甚至会被饿死。而只要我们中国人还有很多人吃的是窝窝头，这个窝窝头与面包就有了对等的价值，它们都是维系我们国民生命的必需品。面包可以价格高一点，窝窝头的价格可以低一点，但你不能说窝窝头就一点价值也没有。而对于那些吃惯了窝窝头而吃不惯面包的人来说，尽管别人说面包多么好吃，窝窝头多么不好吃，他也仍有坚持吃窝窝头的理由。因为人与人的感觉原本就是不完全一样的。超于一切人具体感受之上的普遍标准不能说一点没有，但也是不多的。譬如说，在卡夫卡与鲁迅之间，卡夫卡就是洋面包，鲁迅就是本地产的窝窝头。前者不仅在外国有名，在中国也有名。多数人是认为卡夫卡比鲁迅更伟大的。但时至今日，我还是更喜欢鲁迅。卡夫卡也喜欢，但总觉着不如鲁迅那样更能入我心，入我脑，读起来像吃辣椒那样痛快刺激。我不能以我的感觉为绝对的对，但别人也无法说我的感觉就绝对的不对。人生经历不同，感受事物的角度不同，人们的观感也就会不同。以后可能还会有变化，但往那里变也是说不清的。总之，中外的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学研究的坚实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只有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研究来研究去，每个人都觉着自己的研究是公正的、合理的，也可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学研究丢了。
但在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好给人排座次。《水浒传》中的那些弟兄们，在没有上梁山以前，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大小上下的座次的，但一到了梁山上，就有了座次的问题。我们现当代的知识分子大都离开了官场，原本已经没有了明确的座次之分。但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是从学校里走出来的。从小学到大学，我们就被人家排来排去。谁是第一，全班“打头的”；谁是老末，“坐红椅子”的。好学生、坏学生，排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似乎不如此就无法说明一个人的价值和地位。虽然我们已经毕了业，但这种看人的方式却也根深蒂固了。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研究还是重评价而不重欣赏分析，重名次而不重实际作用。整天为了谁在上谁在下而争论不休。实际上，我们的人不是压着摞生活的。各有各生存的空间，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分别，但这种分别却不是绝对的。即使这种区别，也不是排座次排出来的，而是在整体的观照中观察出来的。譬如说，你要绘制北京地图，是无法把我住的这三间屋画出来的。但你的绘图却也不是把北京市的房子按照大小排了一个队的结果，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小了的结果。我的房子虽然没有被明确画出来，但我的房子已经包括在这个地图中了。这和挑选全国“十大青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十大青年”并不包括你我，而整体观照的方式是所有的人都包括的。排队有一个看得起谁看不起谁的问题，而整体观照则没有这个问题。它是以相同的比例尺缩小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是这样。即使写文学史，也不是一个座次的问题，而是一个格局的问题。所以，这个格局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格局是空间性的，不是有了你就没有我的问题。讲小说，你得把郭沫若排在鲁迅之下；讲诗歌，你得把郭沫若排在鲁迅之上；在二三十年代，鲁迅在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空间，到了40年代，就没有他的空间了。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的空间大一些，谁应占得小一些，是以他的文学创作的情况而定的，但不论一个作家占的空间多大，都压不着别人，因为别人在自己那个领域里是主人。而为了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格局弄得更合理、更精确，首要的问题不是分清谁伟大、谁不伟大的问题，而是弄清不同作家和作品彼此关系的问题。这样，内部的相互比较就是重要的了。我在当时，曾经想写一些连续性的文章，对各主要作家之间的关系做些比较。但除鲁迅与梁启超的比较之外，只写了鲁迅小说与茅盾小说、鲁迅小说与郁达夫小说的比较，后来便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要想对两个作家进行比较，得对两个作家都有详细的了解，都有独立的思考和研究。我现代文学的知识和功力都不足于支持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就搁手不干了。所幸喜的是，从80年代初至今，已有为数不少的这样的学术著作出版。这些著作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那时极其粗略的比较研究的水平。李继凯先生的这部《鲁迅和茅盾》就是这诸多研究著作中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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